疫情下想起《绝秦书》（原题目）
杨云冰
时下，扶风和关中其它县区一样，城中以小区为堡垒，农村以村庄为阵地，步步为营，严防死守，抗击哪个戴着鼠年礼帽的新型肺炎，关中人正在每天用鼠标、用手指静守家之一域，等待疫情过去，等待春耕、复工开学、开集上街。
最近闲居抗疫，读关中作家张浩文先生的长篇小说《绝秦书》，这本大书第一次使“民国十八年年馑”赫然进入当代人特别是关中人的眼底，在这个功利和娱乐的时代，小说正在由一群记者和广告人在耕耘，用人类终极关怀、人文情怀的叙说历史的小说家凤毛麟角。张浩文先生是难能可贵的这些文化学者中的一员。
张浩文先生是扶风降帐人，现任教海南大学中文系，该书再版时，他莅临扶风与家乡人分享这部关中大作，这本书是沉重的，无疑是一场迟来的祭奠，至少对每一个关中人、扶风人来说更值得珍藏、回望这段苦涩的记忆。在白描淡写的笔墨下，每一个不幸的亡魂重新复活，有血有肉，有情有爱，而不再是史料和旧报纸上冰冷的死亡数字。它如同一曲悲绝的乡村安魂曲，将最后的关中地雕刻在历史碑记中。
关中人口口相传的的90年前的“十八年年馑”实际上从年(民国十七年)就已经拉开序幕。在年元月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中，那些惨不忍睹的文字就已经宣告了一场人间浩劫的来临：树皮、槐叶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灾民食油渣、豆渣、苜蓿、棉籽、秕糠、杏叶、地衣、槐豆、草根、树皮、牛筋等物，甚以雁粪作食，有的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摻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至瘠弱而死者，不可胜计。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受灾最重就是陕西,陕西的重灾区则是人口密集的关中，往年风调雨顺的西府，连续三年没有下一滴雨，路上的尘土厚得能埋人，三年六料庄稼颗粒未收，西府全境就夏秋无雨，冬季无雪，麦种子下地种在龟裂的黄土地里，根本发不了芽，夏秋连料绝收。苦不堪言的农民期盼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哪料民国十八年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这场雪上加霜的大旱灾，使很多家无隔宿之粮的贫苦人家顿时崩溃，一场席卷西府全境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这场灾难是漫长的，民国十九年,西府的干旱仍在继续，不少县甚至持续干旱到民国二十一年。在此期间,各县又发生了春寒、霜冻、暴风、冰雹、黑霜等自然灾害,收成大减。旱灾还没有结束,蝗灾又起。民国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群,遮天蔽日,令人生畏;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
在民国十八年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说是微不足道的。此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而此刻冯玉祥系统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却忙着和省内的其他军阀开战，致使本来早就该展开的救援行动迟迟没有铺开。
关中西府，地处八百里秦川最西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因为临近秦岭最高峰一一海拔多米的太白雪山，这里大多数年份都降雨量充沛，堪比江南气候。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生存条件。因此,像民国十八年年馑这样的特大灾荒极其少见，也因此给西府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
“十八年年馑”从此成为西府人最可怕的字眼，至今，已经越来越少的亲历者谈及那段记忆，依然隐隐作痛在心灵深处。
记得小时候，我婆教我的扶风“口婆”民谣中就有叙记当年饥荒年馑的段子：“民国十八年，遭下大年馑，熬糊糊，涮糊汤，三天喝两顿；民国十八年，遭下大年馑，打了二斗秕高梁，有皮没瓤瓤。”“叫声张表哥，我想卖老婆，老婆跟我受可怜，光景实难过。大的七八岁，小的两三岁，撇下的怀抱的，谁要给给谁。不是我心狠，实是我家穷，娃他妈你别伤情，先设法逃活命。”
时过40年后，在饥荒深重的年，柳青先生写作了著名的《创业史》，小说开篇写道：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庙宇、祠堂、碾坊、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镢头和铁锨，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
关中不仅是陕西最富足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地方。“金城千里”指渭河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为屏障，东面也有黄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所以汉代张良用“金城千里”来概括关中的优势,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比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早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从郑国渠修好以后，“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四周又有山河之险，关中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帝王建都的风水宝地。从西周开始,历时千余年,先后有秦、西汉、隋、唐等10代王朝建都于关中。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吼着大秦腔，对关中的辉煌与富庶津津乐道，记忆犹新，而对这块沃地上苦难与灾荒很少有人不愿提及，渐渐淡忘与疏远于人们的集体记忆，尽管，这是刚刚过去90年前的历史，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痛”从来是人性的弱点，人往往就生活在当下，平稳安逸惯了，温水煮青蛙，当然逐利轻痛，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我生于上世代70年代初，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关于童年的回也是快乐的,除过饿肚子的时候。至少在15岁之前,我是不能放开肚子吃的,每顿饭都定量。碗里饭吃完了,只好伸着舌头舔碗底,舔得跟洗过一般。如果还馋,就求着将锅底的锅巴铲出来。
记忆中,麦面馍是过年时才可以喋上一两口,所谓过年,就是“麦馍就葱，一碗辣子面”。事实上,直到我通过中考上了武功师范，成为商品粮，有了每月30斤粮票的定量供应，吃上了学生灶上的“机动馍”，我才知道什么叫放开肚吃饭，而且吃的是雪白的麦面馍。多少年以后，我关于少年时候的记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只有两个细节常常打动我，一是吃毕饭舔碗,二是顶烈日拾麦颗。我稍微长大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忆苦思甜了。但实际上在家里，死里逃生的长辈们来说，他们仍会很自然地拿过去的经验来教育我，我婆张嘴闭嘴都是“民国十八年年馑”如何，我爸则是“五八年低标准”如何，甚至有时候他们母子俩会为哪个“八年”更悲惨而发生争执。等我成人以后，我婆我爸他们母子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常常努力去回想他们的音容笑貌，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照片。我总是担心，如果我哪天再也想不起来了的话，那他们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和我一样来到这个世界，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岁月之后，匆匆离去了—除过自己，什么都没有带走;除过我，什么都没有留下。
令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对帝王将相、独夫民贼的历史如数家珍，却常常对自己父辈祖先的历史一无所知。当我已经和父亲留给我的最早印象一样大的时候，我也曾经试图复原起我爹和我婆他们当年的生活片段，但最后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打捞。我只留下童年里记住的星星点点，但他们曾经的苦难岁月是那么漫长，这使我的记忆如同关于一场梦一般，显得不那么可靠。我今天给我的孩子们说起父辈口口相传的民国十八年，扶风这块土地上真实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之殇时，他们用疑问探究的眼神望着我，似乎我讲的故事比正在上演的电视剧那样，都是不真实的，杜撰的。
今年又是鼠年，这是一个十二生肖轮回之始，疫情下，有改革开改四十年的经济繁荣与财富积累，有45万扶风人众志成城的坚守，除禁足外，一般家庭依然衣食无忧，等待疫情过去后，平静温馨的日子会如约而来，春暖花开时，人们很快会投入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
当前疫情禁足于斗室二十多天了，困守家中，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思考。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山川秀美，百年的沧桑巨变使这些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生活使人们沉没于太平盛世而忘记了苦难与沧桑。90年前那场饥荒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人类的贪欲无度必将自食其果。让我们一起把视线回放到近百年前的民国十八年，静心回望下这块土地上逝去不久的年馑。
民国十八年年谨，随着父辈年事己高，淡然离去，关于90年前的哪场饥荒之忆很快就没有见证者和口述者，在疫情仍在肆虐，关中人举家居室抗疫的特珠时期，回望下关中的灾难，也许对你我多少有些益处吧。
编辑:贾娜萍马瑞妮
校对:景雪
审核:张新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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